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司之大事，在略与行；略须遵“势”，行需从“是”。
取“势”
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对于中国的集团型企业而言，三个大“势”尤其值得关注。
一，“十九大”，政经产融四大周期交叠共振。
2018年全中国*重大的事件毋庸置疑便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十九大”报告堪称为一份教科书级的国家大战略范本，由此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其带来的政、经、产、融多周期波动叠加共振效应影响深远、波及全球。
从后续节奏上，2018年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
首先，按照惯例，十九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将会在这一年召开；随着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确立，国家发展尤其是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将被集中讨论、定调并通过政策夯实；未来五到十年，结构性的大机遇与断崖式的大风险并存，集团型公司正面临顶层发展的战略再考！
其次，2018年适逢十三五规划行至中局，基于十九大报告精神的指引，集团型公司应开始启动自身的十三五规划中期调整及十四五规划展望工作，进一步明确和调整未来3-8年的战略发展方向和重大战略性工程。——与国共振，乘势发展！
二，民心崛起，企业集团发展的“中国雄心”时代来临。
谈起“中华崛起”，人们往往喜欢比较GDP等硬指标，却往往忽略一个对国家发展产生更大决定性影响的潜在因素——民心的崛起。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中国的国民自我定位一直大幅落后于经济实力。“东升西落，中华崛起”在韬光养晦的总体基调之下，一直成为少数意见先锋仗胆预言但大多数民众只能窃窃私语又暗暗期许的遥远梦想，官媒自然更加不会直面这个话题。然而，2017年开始，我们却发现不知不觉间，各大主流媒体，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开始越来越不加掩饰地也越来越自信地讨论起中国即将迎来的全球加冕！
“东升西落，中华崛起”正在由一种先知式的谶语演变成普遍的民众心态。民众心态的普遍崛起势必将极大影响集团公司的组织心态，集团公司发展的“中国雄心”时代来临！
这正在成为中国跨国集团直面全球化竞争的组织心理基础：在面对全球跨国巨头时，中国企业集团的目光正在从“仰视”变为“平视”；在原本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跨国集团们正在“反客为主”；在面对西方主流全球化理论和经济管理模式时，中国企业集团正在探索一种既适合自身又对接国际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
——心态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三，“互联网颠覆”声浪渐冷，“集团化”依然是企业进化的主流模式。
2014年全面开启的移动互联时代，曾被知识先锋们宣判为“小组织”的时代。集团型公司作为大型组织的代表被视为“白垩纪恐龙”，在各种“互联网颠覆”、“大组织将亡”声浪汹涌袭来之下，惶惶不安。
而今，集团非但没有被小企业、小组织颠覆，反而通过充分拥抱互联思维和互联科技悄然实现蜕变，变得更具分量也更具实力。另一方面，当初还是中小微企业的互联网创业公司们，而今也在迅速集团化，开始遇到诸如集团化管控这类“青春期烦恼”。
互联新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的“反集团化”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却并非意味着企业的集团化发展可以继续重走老路。在企业集团的未来进化进程中，两个概念值得特别关注：其一，集团经济；其二，集团耦合模式。
首先，企业的集团化往往首先意味着多业化、多元化、多域化、多层化、多维化……，在外部环境这个“复杂巨系统”日益剧烈的嬗变更迭，企业的集团化进程也不再存在单一的成功样板，中国企业的集团演进迎来“物种多样化”纪元。这使得集团型公司在构建自身战略与组织体系时不得不面对并要回答一个元命题：本集团顶层的“集团经济”是什么？即本集团一切活动的“源代码”和主线逻辑是什么？——这决定着集团型公司在面对超级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的决策和行为将是“魂魄归位”还是“魂飞魄散”。
其次，在互联新经济时代，企业集团既不应是一个等级森严、母尊子卑的金字塔式中央控制系统，亦不应是一个总部弱势、诸侯割据的野蛮生长式松散联合体，而是在一个极具包容性的顶层价值主张下的各活力单元互联、互动和互赖的“耦合体”。在互联新时代，其直接目的是用内部的耦合效应放大外部的互联优势，终极目的是在耦合效应的基础上促成集团内部形成一种良性正反馈循环，推动集团实现一种螺旋上升的持续进化和永续发展。
